要培養領導者？班級幹部的效果適得其反

    一個在矽谷打滾好幾年的老朋友 Alex 回台灣，找故舊一聚。席間多數的談話是在交代彼此的近況，結婚了、生孩子了、換工作了、父母退休了、博士拿到了、當上正式教師了…。

    聊到興頭上，Alex 和當教師的朋友說：拜託，台灣的教育改來改去，怎麼都忽視了真正重要的事情？我在矽谷工作這一段時間，感觸最深的就是 -- 台灣完全沒有在培育領導者。

    這位當教師的朋友覺得台灣教育被批評得有點冤枉，反駁說：其實我們一直有在培養領導者不是嗎？從小學開始我們就有班長，各種股長幹部，而且現在愈來愈重視領導，十二年國教中有一些地區還把幹部納入比序計分，當幹部的學生都得到獎勵。

    聽了他這一句話，Alex 吁了一口氣，白眼翻到後頭勺：你還真以為班級幹部這件事能培養領導者嗎？錯。其實，班級幹部在培養的特質，都是領導能力的反面，恰好讓年輕人誤解了領導。

    眼看著雙方對話逐漸尖銳，其他朋友插進別的話題。Alex 也發現氣氛有點僵，也就不再深究這個話題。反而是我回家一路上，愈想愈好奇。

    回到家之後，我把書架上那些領導者的傳記拿下來翻閱：林肯、馬拉拉、尤努斯、波諾、曼德拉…，思考他們的作為、抉擇、生涯。我突然背脊一麻，發現原來我們都誤會了。在當班級幹部的過程中，培養的行為或思維，都領導者的行為與思維模式截然相反。

領導者創造發明，幹部不需要

    班級幹部是每班一套職位，其職責與角色都設定好。當一個學生被選上(或自願)成為幹部的時候，有一套職責交給他。要當幹部的學生只是忠實地執行職責，並不能創造職位或職責。

    試問：當一個人所做所為都是別人告訴和指派，而不是出於獨立的創造與判斷，這還叫領袖嗎？我們看到所有可敬的領袖，他們所做的事，都是他們自己決定要做，他們判斷情勢認為該做。

    這樣說吧，如果一個衛生股長依照規定的職責，每天登記同學們有沒有認真擦玻璃，他無法從中學習當領袖。但當他開始思考：我們能不能做些比每天擦玻璃、撿落葉更有意義的事？他也許就正在走向領袖之路了。

領袖以人群需要為本，幹部不需要

    每一個真正的領袖，都是看廣大的世界和人群，思考他們需要什麼，找到自己與團隊的使命。但幹部相反，他們是向上接收指令，依老師或主任的要求掃樓梯、收作業、參加比賽。

    回到剛才衛生股長的例子，如果一個學生很乖巧地服從老師指派的任務，他不是在學習當領袖。但若他開始思考沼氣發電、流浪貓狗、有機農法的問題，於是開始思考是否有可能組成團隊，將學校的廚餘以創新方式重新利用，他就開始像個領袖了。

幹部只要獨自執行，領袖要溝通說服、經營合作

    再來，幹部要做的事情就是依安排好的職責，辦好本分中的業務。即使班長，有時主持開班會，但其實也不需要溝通協調。但領袖相反，他們需要號召別人支持參與，領袖需要在參與者見解不同的時候協調化解，而這件事非常難。

    在剛才的例子之中，如果衛生股長去和老師說，他想做廚餘創新利用的計畫，以便對他日後升學有幫助 -- 抱歉，這樣做就離領袖遠了一步。但如果這個衛生股長開始和同學討論，是否有人贊同這個計畫，有沒有人願意帶著想法、能力、資源加入這個計畫 -- 這樣做，他就離領袖近了一步。

幹部沒有決策風險，領袖做決策也承擔結果

    當幹部不必冒險，照幹部職責表工作一學期，就會得到幹部記錄 -- 也許有利於升學競爭。但每一個真正當領袖的人都需要背負風險，領袖看到的目標可能錯了，方法可能不好；領袖要面對質疑，爭取支持可能失敗，可能會賠掉自己和別人的資金。

    因為幹部沒有真正的決策，或是只做非常細小的決策，例如判斷小便斗洗得夠不夠乾淨 -- 這種判斷，有什麼真正的影響呢？但是當領袖，總會遇到要在投入資源、時間、人力的方向上做出重要決定 -- 研究到一個程度，總要決定下一步是要試著把廚餘製成堆肥，或是用來沼氣發電。也許路線選錯，會前功盡棄，可能血本無歸。如果一個學生自發地開始做這樣的事，才是學習領導的開始。

    其實我們早該反思這件事了：班級幹部運作模式，到底是否有助於培育領袖？或者，只是在培育「手下」-- 不創造、不思考大局、不溝通協調、不背負風險的執行者？如果是，我們甚至又犯了更大的錯，也就是讓學生誤以為當個有頭銜的手下，就是「領導」 -- 我們把一個詞，掏空了它的真正意涵，然後裝入了完全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東西。

    把培育手下的模式，當成培育領袖的方法來鼓勵推廣，是否，這和「黑心食品賣全台」是似曾相似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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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藥變毒藥？多元教學與競賽竟成摧折教師士氣的禍源

    任何對的制度，如果落實的人、群體、情境不對，它都會變成災禍。這句話在教育界真是隨時隨處得證。

    在某個小學任教的吳老師，她曾經和我一樣，認為「聽課」和「考試」充斥的教學，摧折學生的興趣，壓抑老師的熱忱與創造力。所以她曾經嚮往、支持多元教學。當她看到教育當局舉辦各種英文作文、朗讀、演講、歌唱、戲劇比賽，她曾認為是正向的教學革新，而且二話不說就挽起袖子加入。

    過了幾年，她從當時的熱心支持，變成了冷漠失望。為什麼？

多元教學，自願付出大量時間與資源

    吳老師任職的學校不大，有意願也有能力進行多元教學的老師並不多。吳老師因為較年輕，在同事眼中也多才多藝，她就擔起了唱歌比賽、戲劇比賽的培訓負責人的角色。

    這可不是小事，尤其是戲劇比賽。從配樂到布景，從劇本到選角，從背稿到排演，學生要花很多時間，老師要投很多心力，甚至學校也要投資資源、家長也要參與幫忙。

    英語才藝競賽的培訓不能取代正課，因為有單字、文法、句型的進度，正課還是需要上。歌唱和戲劇的排練只能用午休，或是放學後的時間進行。吳老師投入下班後的時間，要和學校爭取經費上的支持，要和家長解釋說明學生為什麼學生會晚回家 (耽誤了接送或補習的時間)。有時候她還要自掏腰包買些零食、美工用具。

    吳老師本來覺得，如果學生在其中有成長，如果能因此活化他們的學習方式，這些辛苦都很值得。但後來，一切變了調。

名次掛帥，本末倒置扭曲了初衷

    吳老師待的學校是偏小的學校，學生人數和資源都不多。雖然老師和學生都很努力，但在縣級比賽中，並沒有得到亮眼的名次。吳老師本來不以為意，因為她認為學生樂在其中，練習了英文，學習了語文之外的東西，就是最重要的。想不到多數人不是這樣看。

    校長和學校主管對於吳老師沒有拿到耀眼的名次並不諒解。校長數次暗示或明示，要那些帶學生參加比賽卻沒有得名的老師好好檢討，花了時間為什麼沒有好成績。站在他們的立場，他們面對少子化浪潮下的招生壓力，如果招生愈來愈少，確實有學校被裁併的可能性，到時候老師要被打散，校長也失去領導職位，所以急需各種競賽名次作為招生籌碼。

    甚至，家長也不諒解。有學生家長和老師抱怨，早知道參與演出、比賽又不會得名，他們就不要參加了。家長以為，投入排練的時間沒用來讀書，還沒拿到獎，這叫做「賠了夫人又折兵」。

教師的熱忱，極珍貴且需保護的教育資產

    這件事後來又重複發生了幾次，吳老師和一開始參加多元教學的老師都發現情況已經失焦了。原先熱忱的老師開始閃躲，本來投入的老師開始冷漠。

     吳老師和我說，這個情況不只發生在她任教的學校。只要學校的行政主管稍稍忘卻了他教育者的角色，當他把學校名聲、個人前程視為重要的考量之一的時候，就會發生本末倒置，優先次序錯亂，而老師與學生都會感受到。原本立意良善的革新方案，後來也就被扭曲，許多老師不再支持投入，反而消極抵制。

    教師的熱忱很珍貴。台灣的教育體系有許多缺陷，到目前還能運作，其實是靠許多教師不斷投入熱忱去支撐起來的。這個例子中的情境，也許沒有發生在每一個學校，但仍然值得家長、教育行政主管思考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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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自暴自棄的原因，翻轉校園的起點

   「我要捏爆你的XX體！」這句不能在大雅之堂公開說的話，是我對高中美術課唯一的印象。

   高中畢業多年後，我認識一個大學女生，注意到她非常擅長以圖像表達，隨時能以各種色筆在紙上作圖，將正在討論的概念圖像化，甚至畫可愛的動物吸引大家的目光。每次當她想說話時，一亮出充滿圖畫的思維紀錄，還沒開口就得到眾人「哇噢」一聲讚嘆。她並沒有讀過美術班，也沒花大錢學過畫，只是在高中時有個美術老師，曾經用心教導學生用圖像表達，而她又本身有興趣，就不斷練習與運用這個技術，大學時就很擅長了。

   我高中的美術課呢？我只記得，我的美術老師(也許是之一)是一個莫約五十餘歲的阿伯，我們當時用的課本，主編正是他。他沒有一次上課準時到達，有時遲到二十多分鐘。到達課堂時，就在學生桌椅之間遊走，和同學說些瘋話。

   真的是瘋話。例如，可能問了某同學體重，然後大喊：「你太瘦了！我要捏爆你的XX體！」十幾二十分鐘後，自顧自揚長而去。留下全班同學面面相覷，覺得荒唐又好笑。我們都覺得沒關係，反正這又不是主科，多時間還可以拿來背單字、寫數學。

   真的沒關係嗎？

膚淺空洞的教學，日後發現大吃虧

   在高中畢業多年之後，才發現過往以為沒關係的科目，關係都很大。原來美術所培養的直覺與品味會影響了我們的工作成果，因為我們日後需要架設個人網站、製做投影片，都會用到色彩、圖像、空間配置。更不用說，我們和重要人物(例如心儀的對象)見面時，挑選與搭配衣物會影響我們的人際關係。在高中之前，這部分的神經元都沒有被開啟運作，後來也就日漸萎縮，我直到今日才想彌補這些弱點，實在事倍功半。

   這樣的情況其實不只發生在美術。例如體育課，有些老師上課的方式就是帶個操，之後讓學生自己組隊打籃球。而多數不想流汗的女生和想偷懶的男生 -- 其實也正是特別需要運動的那群，就坐在樹下聊天。直到多年之後，我們自己會發現，當初體育課沒有幫助我們找到適合自己的運動習慣、找到愛好的運動方式，是自己吃了大虧。

責難教師？責難學生？也許都不是

   我曾經和任職教師的朋友談過這件事，雖然我沒有責難意圖，但他還是很認真地解釋教學上的難處：「這些非主科，學生不見得想學，有時候教得認真、對學生有所要求，某些學生或家長還會和校長抱怨，希望學校在這些非主科少上點課呢。許多老師就這樣心灰意冷了。」

   也許真正的問題，出在老師和學生無法自由相互選擇的教育制度。

   因為學生沒有機會選擇老師，所以不會意識到同一個科目，可以有不同的教學深度、不同教學目標與風格。因爲沒有機會選擇，所以「什麼樣的教學適合我？」「這門課目在未來有沒有價值？」這些問題從未在腦中出現。因為沒有機會選擇，所以在上課時沒有收獲的時候，也覺得無可奈何，聽任時光流逝，自己的潛力在無所作為、空洞學習中枯萎。

   因為老師們所教的學生都是被排定的，所以不用去爭取學生上課，不用和學生討論這門課的價值。因為老師面對的學生都不是自願選擇的，所以期待、想法、需求各不相同、難以統一，也難以因材施教，所以有些老師乾脆自我放逐，以阻力最小、期待最小的方式上課，反正沒人在乎的話，就混日子等退休。

   今天，翻轉教室已成風潮，何時何日，我們可以(開始嘗試)「翻轉校園」呢？不同教學特長的老師，可以各自爭取在思維、特質上合適的學生 -- 想學深學精的，和那些想淺嘗即止的學生可以分開；想學習精深技能力學生和想自由創造的學生也可以分開。至少，和升學無關的科目：美術、體育、工藝、家政…似乎沒有不這麼做的理由。

   今日多數校園，還是被僵硬的班級制度主宰，僅有少數高中稍微開始嘗試選課制度。期待學習的自由更多交到學生手中，教課的創造力也能更多回歸教師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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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行政之下，台灣的拉伕悲劇

   聽過「拉伕」嗎？在七十多年前，中日兩國大二次大戰，或是國共兩黨拼鬥過程中，因為各方缺兵，軍隊有時會俘擄平民男丁，將有軍徽的帽子戴上頭頂，就算成了戰士，推向戰場打迷糊仗，多半是送死。這是那悲劇時代的無奈。

   你相信，這樣的悲劇今天還在台灣上演嗎？我最近認識的朋友詹姆士，告訴我這樣不可思議的事，還發生在今日尊奉「依法行政」的台灣。

   詹姆士從小和爸爸去了大陸讀書，讀到高中畢業之後轉到馬來西亞就讀大學，大學畢業之後長期在馬來西亞的外商公司工作。

   因為詹姆士在馬來西亞要辦一個手續，需要台灣的良民證，因此他回台灣來辦理，順便在台灣旅遊幾天，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返台觀光。他到區公所交涉許久，但因為他在台灣已經完全沒有戶籍，所以辦不了良民證，他只好先返回馬來西亞。他想不到，更大的麻煩正等著他。

   當他到機場要出境的時候，海關人員將他攔了下來，他無法出關。

   原來，他在申請良民證的同時，區公所的人員將他的相關資料在國民身分系統之中更新。在他出關的時候，護照一刷，海關人員發現他超過服役年齡，還沒有服役記錄，當場把他攔下，無法出境。

    詹姆士當時剛好在馬來西亞的學校還在修一個學分班，所有正好有學籍，於是請學校傳了一分在學證明到海關，終於詹姆士放行。但是他原本的護照被撤銷，換成一本有效期只有兩年的護照，而且上頭還加註，他需要在兩年之內返台服役，這本護照也無法在台灣的駐外代表處換新。也就是說，若他兩年之內沒有返台服役，他就是個沒有護照，沒有國籍的人。

   因為所有的人都「依法行政」，詹姆士被逼到牆角，沒有選擇，只好回台灣服役。這時候，最令人感到荒唐的事情正要發生 -- 政府無法處理他的服役手續。

   詹姆士發現服役的申請手緒，得從區公所開始跑流程，到內政部，再到國防部。但是因為他沒有在台灣的戶籍，而且沒有任何熟識的親友。他的申請在所有單位之間推來推去，每一個單位的承辦人都好像很善良，但是每一個單位都表示愛莫能助，因為「依法行政」，他得去請別的單位想辦法。

   最後，詹姆士是租了一個房子，和房東告知一切情況，請房東允許他設戶籍。房東原本聽這個故事覺得不可思議，以為是某種詐騙。直到詹姆士帶房東到區公所，請承辦人做證、搬法條說明，房東才願意幫這個忙。

   詹姆士在和承辦人溝通的時候得知，和他處境類似的人其實不少，大部分的人有遠親可以幫忙，少部分的人真的找不到親屬，只好請陌生人幫忙。

   詹姆士說，他在服役後認識另一位華僑，他從小被帶到美國成長、讀書、工作、結婚、生子。當他帶著妻子以及才一歲的孩子回到台灣，看看他心中的故鄉，在出關的時候發生了一樣的事。他被扣在海關，而且因為沒有外國學籍，這一次直接被困在他舉目無親的台灣。他因為「依法行政」只好去當兵，讓妻子與孩子回到美國苦等一年。

   諷刺的是，無論詹姆士，以及許多被台灣政府體系「抓」去當兵的華僑，其實他們都是服「替代役」。因為各層承辦人、高階長官也都知道這些華僑，根本對台灣沒有認同，沒有感情，完全被迫，在台灣沒有親屬家人，對於軍中威權體系也絕不可能適應。於是，他們都會全力將這些華僑安排成為替代役。

   我問詹姆士他們這些華僑替代役都在做什麼，他說，常常是打掃、打雜，以及閒著沒事找事幹。有些華僑的中文溝通能力太差，根本什麼事都辦不了。而這些華僑，其實多數在國外受過高等教育，甚至已經在擔任要職。

   結果就是，我國僵化的法令像「拉伕」一般，當長居國外的華僑偶然返台尋根、探親、觀光，就把他們逮住，失去返家、工作的自由，被逼入行伍(往往還要陌生的房東幫忙才能完成行政手續)。而政府給他們吃穿住睡，讓他們失去自由，其實也根本沒有任何好處，因為他們也沒事幹。平白無故地每個人都犧牲了一場。

   依法行政也許沒有錯，但前提是法律能依社會實況時時檢討，權衡所有利弊得失進行修改。如果法令沒有顧及少數權益、罔顧那些在社會中沒有權力及發言權的人，依法行政和七十年前的暴政一樣可以導致悲劇。

(本文已在醒報專欄刊載，並授權其他學與業小棧合作之網路媒體引用轉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