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著進國際組織、國際排名？小心當了冤大頭還呵呵笑

    隨著年底選戰逼近，候選人之間交鋒也日益激烈。有趣的是，雖然是地方政府的選舉，有些候選人卻主打國際觀，將締交姊妹市、加入國際城市組織，甚至以國際評比成果來自我標榜。我也看到了在政治人物的擁護者之間，各引用馬英九及陳水扁兩位台北市前市長的「國際表現」來爭論比較。但是，「國際牌」在地方治理上，真的能發揮什麼實際效益，有說仔細說明論證過嗎？

    一段時間之前，澎湖縣大張旗鼓地宣告，自己加入了「世界最美海灘組織」。這讓我感到好奇，而且好好研究了一下這個組織 -- 我發現其中太有趣了。讓我們先別爭論地方政府加入國際組織，到底有沒有任何一丁點價值，我們從另一面來看：如果你道德良心不大顆，生意腦袋不小顆，設立一個空頭的「國際組織」，事實上可以是一個買空賣空，風險甚低，卻又獲利豐厚的生意。讓我來告訴你操作的步驟。

    首先，你先找一個標準很模糊的名堂，例如友善、美麗、文化…，然後建一個漂漂亮亮煞有介事的網站：例如，叫做「世界文化城市聯盟」-- 哪個城市沒有文化呢？實際上，所有的城市都是你的客群了。

深圳市，當然有資格以「工業文化」入選「世界文化城市聯盟」囉。
至於要交多少會員費，你說呢？ (來源)

    再來，你主動把一些名聲響亮的城市，納入你的聯盟之中，例如紐約、巴黎、京都、倫敦、柏林、維也納…。如果你還稍有點人脈，可以找一些不同國籍的人士，共同組織發起，登上幾個各國人士(尤其歐美白人)的照片，像不像都三分樣了。

    第三步，開始寄電子郵件給各國地方政府，尤其是較缺乏自信的開發中國家，邀請他們參與，申請成為聯盟的會員 -- 也許可以訂一個合理門檻。凡符合門檻的地方政府，繳了會員費之後，就可以在網站中放入那個城市的一些美麗照片，再寫些文字吹捧一番。

    基本上，在這一步，幾乎已經可以賺到錢了。許多開發中國家的地方政府，當家的其實都不知道怎麼做出實績，出錢買個名分，和國際組織、世界排名、歐美大城沾上一點邊，他們就可以拿這個成果向上級或向民眾炫耀，何樂而不為？

    第四步，每一年做一分評比，就叫做：「全球文化之都」，發信邀請世界各國的地方政府提供資料，並繳一筆費用，參與評選。不用懷疑，很多地方政府都會繳錢的，光是台灣，也許你就會收到好多城市參與評選呢。至於最後的排名，你有良心點就做得比較認真客觀，還提供一些改進建議；沒有良心的主辦者賣榜單，這種事別以為很少發生。

台灣有一大堆會議場地都叫「國際會議廳」，
我們快利用來開一些國際會議吧。 (來源)

    第五步，每一兩年時間開一個「全球文化都市論壇」，邀請世界各國地方政府派代表參與 -- 當然，要交一筆參與費用。放心好了，你會收件收錢到手軟。這些地方的公務人員，看到有機會公款出國，他們會不把握這個機會嗎，當然會積極向長官爭取。也許你(的下屬)要花心力安排演講議程，安排食宿場地，有些繁雜的行政手續，但是論壇之後的結餘，無論多麼豐厚，大概不會有人過問你是怎麼用。

    第六步，你現在是「世界文化城市聯盟」的執行長，手上又有一筆錢，你要做什麼名堂，又沒有人管得著，第六步要做什麼，你還需要我告訴你嗎？

    有些話，我沒有說得很明，但想必聰明的讀者已經看明白了。

    國際組織愈來愈多，許多根本來路不明，而且背後沒有合理的監察機制，沒有資訊公開。沒有人檢視，參加這些組織，對於各國市民、納稅人是否產生貢獻，而且他們不受到任何課責。在這種狀況下，我們為什麼要這麼認真搶著加入、歡天喜地拿民脂民膏去參拜進貢？

    台灣比起其他開發中國家，更有一種「受世界排拒」的焦慮，更希望來自國外的肯定。任何組織(尤其開設處、發起人位於歐美)只要打著「國際排名」、「國際機構」，就會受到幾乎不合理的推崇和歡迎 -- 在這種狀況下，我們自願爭取當寃大頭，還自鳴得意，豈不可悲。

(本文已在醒報專欄刊載，並授權其他學與業小棧合作之網路媒體引用轉錄)    

當媒體墮落成為事實，觀眾自救就是義務

    數日之前，我發現好幾位在工程、科學、科技領域的朋友，有事一同在臉書轉載了某相關新聞，並且大力地譏諷、嘲笑、感嘆。本來我沒有被這條新聞吸引，在好奇之下就仔細讀了一下，愈讀愈覺得荒唐。

    這則新聞是，某「科技公司」的某博士(在新聞中被封為「台灣愛迪生」)開了一場記者會，公告社會該公司做了一款足以改變宇宙的「磁浮發電機」。截某報的原文：「無需使用汽油、柴油、煤等，也無需外接電源，只利用本機配備的微能耗啟動裝置，就可帶動發電機發電；在無需外接能源情況下，能長時間提供電力給用戶使用」-- 幾乎是在昭告世人：這個機器可以將能源無中生有。

    如果能源無中生有的方法發明出來，這意味著什麼呢？這意味著熱力學定律被推翻，意味著人類所有的科學知識理解從最其礎將要改寫，意味著出現了比牛頓和愛因斯坦更偉大的科學家，意味著人類所有的困難和問題都得到解決，意味著發明和掌有這個技術的人可以販賣無成本的能源將成為世界首富。

牛頓畫像。若「台灣愛迪生」發明的「磁浮發電機」是真的，
將成為比牛頓更偉大的物理學家，台灣之光。(來源)

    也許是那些人腦袋短路了、瘋狂了，或者是故意誇大和扭曲，總之，這句話的可信度，有像接近某人聲稱：「我是上帝和媽祖所生的世界之王。」驚人的是，這場記者會竟然在四大報都刊出了，而且都得到了不短的篇幅。幾乎每一則新聞都照該公司提供的資料照寫照登，沒有訪問其他科學家、工程師提供第三方意見。不需要到教授與學者出馬，一個用功的高中畢業生或理工背景大學生，聽到這樣的話大概都會告訴記者：「這樣的新聞別登了吧？」

    我問那了一個在臉書上嘲笑這則新聞的工程師：為什麼又沒有科學家、學者出面駁斥和挑戰這個假消息？他說：因為這件事假得太明顯，沒有學者想參與這件低級的論戰 -- 試想，有人自稱上帝和媽祖所生，自重身分的學者會和他扯淡嗎？另外，科學精神本來就避免武斷及尊重革新，所以，即使這件事極為荒誕，科學家頂多要求驗證，不會跳出來大喊：不可能。

    最扯的並不是四大報把這個消息當新聞報。最扯的是，即使新聞下的討論區，一面倒全是嘲笑，除了自由之外，其他三大報的新聞網頁卻沒有撤下。

    媒體自毀新聞專業之舉其實是尋常發生，但在這麼多可笑可罵的事件中 ，這一件是最讓我驚訝的。這不是寫錯字之類的無心之過，這不是為了吸引讀者目光的腥羶色，這也不是政治上的選邊站。這是一則科學類的新聞報導，卻連這樣的報導，都可以發生離譜的缺失。不但基層記者本身的常識基礎有問題，他們的專業能力都有問題 -- 公正第三方的查證都沒有做。而且不只基層記者犯這些缺失，四大報的資深編輯人員都放行了這則新聞。

一本討論關於永動機悖論的書籍。
以及其簡介文章。

    如果是一向淺薄和流俗的電子媒體也就算了，這次是報紙。如果是一家就算了，這次是四家。如果是為了利益、為了收視率就算了，這次是一則看起來非常正常的新聞報導 -- 而且熟悉媒體的朋友說，看起來並不像是業配的操作。

    台灣主流新聞媒體品質不斷探低，似乎是沒有底限的。這幾天澎湖空難事件，許多媒體還是如以往一般大力消費受難家屬，某大報記者自己在公眾討論區假冒中國大陸網友寫出偏激言論後，自己寫出一篇新聞報導此事…這樣的事以前發生過，沒有停止的跡象，未來可能還會更多。如果新聞是公眾的眼，我們的眼不只是近視、弱視，而且現在已經出現幻覺。

    當媒體墮落成為事實，觀眾自救就是義務。如果不想當個睜眼瞎子，我們就要慎重選擇我們所閱讀，所收看的內容。 我們吃進嘴巴的將成為我們的身體，閱讀與收看的將成為我們的心靈。選擇優質媒體，抵制劣質媒體，已經不是良知選擇，已經接近自救求生！

(本文已在醒報專欄刊載，並授權其他學與業小棧合作之網路媒體引用轉錄)    

大學窩在教育部蓬蓬裙下，部長難產生卻容易一事無成

    自從蔣偉寧先生從教育部長職缺卸任之後，已經快要一星期，仍由次長暫代，還沒有人選繼任補實。許多人都說到這個偏長的空窗期背後有些原因：馬政府現在不得民望，十二年國教政策也是火坑。但大家少論及的原因是：中華民國教育部長這個職位，資格狹窄，而且任事困難。

    首先，找人不易。因為先別說其他的因素，在中華民國這個國家，教育部長基本上得是學者。不但博士非常多，尤其多曾任職大學校長。

    從1961年開始統計的話，中華民國55年內換了19位教育部長，只有三個教育部長沒有博士學位。而這三位，仍然是校長或學者：杜正勝是中研院院士，李煥負責籌辦中山大學的復校並擔任首任校長，朱匯森擔任過台南師範學校的校長。

    這可不是常見的現象。查一查我們眼中「先進西方國家」之中，只有德國現任的教育部長是博士。美國、英國、法國現任的教育部長都不是博士，加拿大的中央政府甚至沒有專職部會主管教育。如果再往前追溯一點，美國教育部自1979年以來有九任教育部長，四位有博士學歷，五位沒有。現任的教育部長鄧肯(Duncan)先生是大學畢業。

    為什麼其他國家的教育部長不見得需要是學者，中華民國必須是？

入主教育部，實務上得是個成功學者，是否懂教育，尤其小學、中學、技職教育，
反而比較沒關係，這就是許多教改災難的源頭 (來源)

 
    因為中華民國的教育部有一件權力，世界上多數國家的教育主管機關都沒有：管大學。在歐美國家，私立大學極多，而且就算是政府設立的大學，政府往往也不涉入直接管理。對這些國家而言，大學是一個社會智識和良知的領航機構，怎麼會由政府管理呢？

    但在台灣，較具名望的大學都是公立，地是政府的，樓是國家的，行政人員是公務人員 (一部分教授也以為自己是)，大部分的財務資源來自教育部，教育部給了錢，自然就管東管西。無論公私立大學，都要面對教育部各種評鑑，都努力爭取教育部各 種名目的補助款，甚至教職員的聘用資格要報教育部審核，部分大學校長見到教育部官員還會尊稱「長官」(若是長了尾巴，也許還會搖) -- 這些事在歐美，通常難以想像。

    就這樣，造成了教育部長資格限縮：大學歸教育部管，部長就要是要讓各大學教授、一缸子學者都服氣的人才行呀。悲慘的是，國內許多人(包括學者與非學者)心中有一條封 建小辮剪不掉：學者(博士)一定比其他人強。有些學者因為別人沒有博士學位，沒有在名校擔任正教授，就小看別人的身分與地位。所以，我們很喜歡選博士當總 統。因為同樣的原因，教育部大學的上級機關，其首長不但要是個博士，而且要在學術界中卓有成就(意即發表過許多論文)，最好在知名大學擔任過校長 -- 蔣偉寧就是符合一切標準的人選。

    當教育部必須管大學，不但迫使教育部長的資格幾乎被硬性限縮為「成功學者」，而且使教育部長就幾乎註定無法成功推動任何層級的教育革新。

    首先，即使是了不起的學者來管大學，還是不可能把高教管好。大學中無數領域，教學與研究性質差別極大，歐美各國大學的營運都仰賴三層次的自我管理：校內教授自管理、校友及基金會自管理、學術領域跨校自管理 -- 如此，高教才能在一個彈性高而且健康的環境快速發展。大學理應走在時代前緣，開發知識和培育人才，現在半被迫、半依戀地窩在教育部的蓬蓬裙下，怎麼可能邁開大步向前？

大學半被迫、半依戀地窩在教育部的蓬蓬裙下，怎麼可能邁開大步向前？(來源)

    第二，小學、中學、技職，各自有複雜的體系，有與學術截然不同的目標。若教育部長是學者，大半輩子在寫論文和做研究，對這三個體系不易熟悉，推動政策方向和執行方法極易出岔。建構式數學、十二年國教，就是兩個極佳的案例。

    也許你會想：讓大學脫離教育部，不受管理，會不會好一點？好問題。

    其實，大學若能脫離教育部管轄，對所有人都會比較好：大學更自主靈活，教育部更專心經營它還管得動的基礎教育。但是偏偏，要將大學與教育部分開，是難如登天的手術。

    首先，國立大學校產都是國家所有。大學若決定獨立經營，財產歸還國家，或是學校出錢買下校地校舍，大學願意嗎？大學與教授們不再和政府拿建設、人事、研究的補助款，自己的經費自己籌，願意嗎？大學若招不到學生，無法和教育部訴苦和請求幫助，願意嗎？大學教授放棄公務員式的退休待遇，放棄轉任公職的便利門，願意嗎？教育部自割高教司，自減權力，願意嗎？這幾項，相關人等不願意的程度，讓這件事幾乎呈現「不可能」。

    對大學來說，教育部的蓬蓬裙底下雖然窄小悶熱，卻可以遮風蔽雨，得到餵食。對教育部來說，大學擠在蓬蓬裙底下雖然礙手礙腳，但是卻讓自己很體面有權力。這兩者有時互相抱怨，但心底卻不願意被拆散。

    所以，新部長再難找，要等到新教育部長補實空缺可能只要再幾天，要等到教育部成功推動教育體系的革新，可能就遙遙無期了。

(本文已在醒報專欄刊載，並授權其他學與業小棧合作之網路媒體引用轉錄)  

生涯第一大題：運用自己的優勢特質

大學先想畢業後 - 連載之十三

連載前文：第四課，考試、生涯、營養學，像在哪裡？

    從小，我知道自己的某些特質。例如說某些弱點。我的跳躍力和身體柔軟度很差。

    在國中的時候，我的身高在同齡男生之中算是中等，現在也是。但是，班上只有兩個人無法跳起來拍到教室門口「三年十五班」那張牌子。即使我從國小到大學都有打籃班，跳躍力仍然不好。

    如果雙膝打直彎腰，我的指尖可能會離地大約十五公分。若花幾天時間練體前彎，也許能減少到十公分，但是很難再進步。我認識有朋友柔軟度極好，平常也沒有在練習，一彎腰就能輕鬆觸地，多練一下，就可以雙掌平貼地面 -- 雙膝還是打直。

    我也頗不擅長處理繁雜的細節。

    小時候，算數學題，明明會寫，但有時候就是會漏寫小數點，或是把3加5算成9。後來長大了，工作時核銷帳目，也常常這裡缺個章，那裡少個印。

    我知道，自己也有擅長的事。

    我擅長理解複雜的情況、整理各種資訊，尤其擅長跨領域的思維整合，找尋可能的方案，進行分析和方案思考。

    因為這樣的特質，在我大學的時候，修不同的科目，成績落差就很明顯。是要分析數字做運算的科目，我很努力之後，成績還是平平；若是涉及寫程式的科目，做到偏頭痛都難以做出個成果 -- 而我眼睜睜地看到，許多人和我一樣從頭學起，但是進步得逍遙自在。但是我，總可以在偏重思考、理路複雜、議題廣泛的科目上表現得好。

    在我工作後的前四年，我在政策領域工作，確實是符合我的能力。在那幾年中，我總可以為自己的工作成果為榮。我所負責的案件，我常可以有信心，台灣不易找到人(至少像我這樣資淺的人)，能在同樣短的時間內，完整考量各層面，甚至做出更好品質的成果。而每當自己寫出一分很完整、有深度，或有創見的政策分析，我會感到相當開心。

每一個人有不同的優勢特質，這樣的動作，我和許多中研院院士都做不出來 (來源)

    每一個人都是這樣，我們對某些事情，比較有感覺，做起來比較快，但不是每一件事情都這樣。

    背後的原因也許很複雜。有些可能是生來如此，真正的決定於遺傳和 DNA。另一部分，很有可能是因為早年的經驗、教育、訓練，影響了腦部、神經、身體的發展，錯過了早年的培育，後來就難以學習。例如，世界上幾乎沒有技術一流的小提琴家，是在二十歲之後才開始學琴。我也沒聽過任何人一個，是從二十歲後才開始學中文，卻能用以中文寫作成為文學家。

    這些天生而來，以及培育而來的特質，在我們成長過程中，日漸明確，每個人特質之間的差距也漸漸拉大，而且受教育的過程，往往加大了這些差距。例如，擅長邏輯思考的人，可能選擇工程、科學領域，也就在邏輯的部分不斷訓練、不斷加強。

    在那些具有優勢特質的領域，我們可以用合理的時間、合理的力氣，就做到相當高的水準。但是那些缺乏優勢，或比不上多數人的部分，我們雖然可以用很多力氣去彌補加強，最後可能是達到一般水準。

    如果在我的職涯中，大部分的時候，決定表現優劣的主要工作內容，是運用我所擅長的特質，我當然更容易做得出色，更容易有成就感，受到肯定與重視 -- 這些，都是我們在追求的。

    而且我發現，通常，我們擅長的事情，通常我們也就喜歡，尤其那些先天、早年就擁有的敏銳特質、才能。其中有好幾個原因。

    如果我從小唱歌好聽 (不瞞大家說，也確實如此)，從小唱歌就被稱讚、得到糖果，我對唱歌這件事，就建立了正面的連結，想到唱歌，接觸到唱歌相關的事情，就引起我的愉快感受。這件事，心理學家在20世紀初就發現了，而且在動物、人類身上，都不斷找到證據。

    另外，如果我從小唱歌好聽，這表示了，我的耳朵可能格外靈敏，或是，我的大腦關於聲音、節拍、絃律上，特別敏感。這通常也顯示了，如果我聽到優美的音樂，我的感動會比別人強烈 -- 噪音帶來的不悅，也會特別難受。因此，我會特別想要在一個充滿美妙音符的地方工作 -- 不用等到發薪水給我，樂音本身就讓我開心。而且，如果我創作了、表演了優美的歌曲，我自己就能從中得到感動。

Ken Robinson, 強調創意和天賦的教育理論家 (來源)

    這些，就是所謂的「內在報償」-- 做某件事的本身，就讓我們開心愉悅 -- 而不是等「拿薪水的那一刻」，才得到回饋。

    也是因為這個道理，當代的教育大師：肯．羅賓遜(Ken Robinson)，透過《讓天賦自由》、《讓創意自由》這些書，不斷鼓勵各國教育體系，重視每個人的差異性，引導學生們發揮他們的特質，而且他的真知灼見，得到廣大的認同和迴響。

    許多領域，最優異的人，做出最優異的事情，都是因為，至少伴隨著那一分「內在報償」。牛頓發現定理時的喜悅，必然不是來自換算成現金之後的結果，而是來自他的心靈，解答了困擾的疑惑，體會到自然中的合諧與奧祕。古代沒有版稅，沒有稿酬，古代詩人，從屈原到李白，從蘇軾到鄭板橋，他們創作，除了抒發情懷之外，沒有從中得到金錢上的好處。從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許多程式高手、藝術家、工程師、教師、科學家、廚師、文學家的身上。

    從另一個方向來說，我訪問過許多人，讀了不少故事 -- 當他們每天工作的主要內容，是他們特質上本來就較弱、較缺乏敏銳度的事。他們每天挫折，常常焦慮，被當成肉腳，沒有辦法滿足上司、顧客、同事的期待。他們浪費自己的人生，也浪費公司和機構的資源。另一方面，他們也不能花時間去做自己喜愛的、有感觸的事物，無法發揮長處，社會損失了多少，根本無法估計。他們之中，有些人會離開，找路、闖盪。最可惜的是某些人竟然就此相信自己平庸、低劣、一無事處 -- 最後，他們常常也真的變成這樣的人。

    但是，每天做自己擅長的事，就是完整的生涯目標嗎？如果我前幾年在做自己擅長與感到開心的事情，為什麼後來還為自己的生涯感到困惑和徬徨？

Uber 來襲，運將注意！

     2014年6月11號，很巧。倫敦、柏林、巴黎、羅馬、馬德里這幾個大城市交通同時卡死打結。在那天，歐洲各大城市的計程車司機聯合抗議。他們將車開上道路，然後放慢速度，甚至停下，只要三四輛，就癱瘓一條寬闊的馬路。他們抗議：競爭快要把他們逼上絕路了。

    和捷運或公車競爭？不是。是和軟體競爭。和所有不開計程車的駕駛們競爭。

    原來是這樣的。2009年，有一個手機程式(App) Uber 在歐洲上架。Uber 這個軟體可以成為共乘的平台：如果我想叫車市政府搭到機場，我可以透過 Uber 查出在我附近，是否有任何駕使人(不必是計程車)也要走這個路線，如果有，我可以和這個人聯繫，坐他的順風車，給他一點錢略表感謝 -- 也許，若駕駛同意的話，一個香吻也可以。

    搭順風車的人，付錢可以遠少於計程車，省了一筆支出。而駕駛原本就要開這一趟路，多載個人，路上互相聊聊天，還可以賺一筆小小外快。兩相得益，好不開心。

    誰不開心：計程車司機不開心。到了2014年，歐洲各大城市計程車司機乘客流失，已經到了痛不欲生的程度。他們怒，他們怨：其他的汽車駕駛，沒有執照，也沒有報稅，卻幾乎把計程車這個產業給頂翻了。於是，他們決定把事情鬧大，逼政府出面解決。

德國計程車司機抗議 uber 對他們的影響。
令人驚奇的是：計程車抗議都停得這麼整齊，還以為是閱兵哪。(來源)

    在七月的這幾天， Uber 爭議也在台灣上演。計程車司機同樣集結起來，向政府請願，希望政府禁止 Uber 。然而，其實 Uber 在台灣的使用情況，已經遠比歐洲狹窄。在台灣， Uber 只有和一些租車公司合作，提供類似私人司機的服務：透過 Uber ，可以預約雙B車款，定點接送，司機穿著正式，禮儀得體 -- 價錢比計程車稍貴，但對商務乘客頗具吸引力。事實上， Uber 目前只是另一種形式的乘客運輸業務，分食了一點計程車的地盤。請注意， Uber 還沒有開啟它的全部實力。等到它開放共乘，對計程車業者的打擊將有多大，難以評估。

    計程車業者需要注意，別真的期待請願之後，政府能保護你們的領域。政府要管制和 Uber 合作的租車公司，也許還辦得到，但若日後， Uber 開啟了共乘功能，政府能禁止嗎？瑪莉給凱特搭便車，凱特給瑪利一些小禮做為感謝 -- 這件事，政府是否可能禁止和管制？很難。即使 Uber 不在台灣開放這個功能，可預期，要不了多久某一個程式寫手，寫好一個同樣功能的程式讓台灣乘客使用，他不經營公司，只利用下載數量賺一些錢，這件事隨時都可以發生。只要這件事成真，計程車產業無可避免將大量萎縮，你無法擋，政府也無法幫你擋。

在台灣，Uber 還沒開放共乘功能。但在不少地方，共乘已漸成風氣，
省錢，環保，又交朋友。 (來源)

   無論是計程車司機，還是任何產業的任何從業者，我們今天要認清一件事：任何的產業都不再會有穩定期。科技和商業模式的創新隨時可能闖入任何產業，把原有的利益平衡、地盤秩序、運作方式徹底打翻。當這些創新真的為多數人、消費者創造價值的時候，對不起，政府不會有禁止的正當性，科技也極擅於閃躲鑽洞找出路。

    在這個創新快速的世代，我們該優先希望，這場創新是我自己發起的，我將從中得益。如果別人發起的創新來襲，我們該做的不是抵擋，而是發展與它共存之道，甚至從中得利。

    抵抗創新和進步，這件事最終不會成功，而且所有人都將付出代價，包括抵抗的當事人。例如，在歐洲計程車與 Uber 對抗的過程中，送葬計程車產業的推手之一，正是計程車司機們！

     Uber 的歐洲總部統計，在計程車司機發動大規模抗議的那天， Uber 名聲大噪，下載率拔升，達到前所未有的高點。光是在倫敦市，在計程車司機集體為烏伯打免費廣告之後第二天，用戶數量成長到前一天的八倍半。

    台灣計程車司機們，看到殷鑑了嗎？

(本文已在醒報專欄刊載，並授權其他學與業小棧合作之網路媒體引用轉錄)    

第三課，生涯陷阱：下班後帶回家的，不只薪水

大學先想畢業後 - 連載之十一

    下班後帶回家的，不只薪水。

    有一位朋友曾經這樣和我描述他的童年到少年的家庭生活。

    在比較小的時候，一直認為我爸是個很暴躁、易怒的人。我和妹妹都很怕爸爸，他總是板著一張臉，隨時不開心。常常晚回家，晚回家通常表示會喝醉。如果我們的成績不太好，他就更不開心，有時候會打，大部分時候只有罵。一個星期總有一次兩次要和媽媽吵架，有時只是口氣不好的拌嘴和臭臉、冷戰，有時候就是吼叫和對罵，丟東西。有幾次，還以為他們要離婚了。

    所以，我一直很不喜歡爸爸，一直不喜歡我的家庭。我常希望生在另一個家庭，或者，如果我有一天當爸爸的時候，我一定要當個好爸爸。

    後來，爸爸年紀大了，我長大了，慢慢覺得，其實爸爸個性本來不是個暴戾的人。我自己開始有工作經驗，並且片片斷斷地知道了爸爸年輕到中年的工作歷程。知道他在生意上曾經被出賣，曾經待在一個對他苛刻的公司，曾經和同事互相鬥爭，曾經好幾次不成功的工作轉換，他的目標和企圖心一次次被打擊和消磨，他要面對曾經對他寄以厚望的妻子、家人、娘家、老朋友、舊同學…。

    我慢慢理解他為什麼好多年都板著一張臉，為什麼他容易為了小事和媽媽爭吵。這不只是事業順利不順利的問題，更是每天都面對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處境，什麼樣的場合。他每天受很多委屈，受很多攻擊，他也只好把這些帶回家裡。

    過去二十幾年的時光無法重來，親子間的關係與感情也許很難變得很親密。但是，現在，我比較不怪他了，也許是轉換成了同情。

不快樂的工作歷程，受委曲的往往不只自己，
往往毀壞了你最想守護的事物   圖片來源

    有些人帶回家滿身的酒氣，聲色場所的香水粉味。

    有些人帶回家滿心的挫敗、滿腔的不如意，滿口的怨言與控訴。

    家庭遭逢打擊的人，無論是另一半外遇，孩子行為脫序、家人重病危難…在事業上難專心，更難有傑出表現；完全同一個道理，在事業上有志難伸，走入困局，或是在扭曲險惡的環境中討生活，對一個人的家庭生活，當然也有很負面的影響。

    即使事業沒有受挫折到影響家庭，事業也很高程度地決定了人生樣貌。

    我們在二十五歲後，到六十幾歲，將近有四十年的寒暑，每天最精華的時間、大部分的時間和心力，會用在事業上，你會熟悉與事業相關的事；與事業無關的事，可以說是從你的人生之中放棄了。

    你的事業樣貌，決定了你是否周末放假，或是平日排班；決定了會和什麼樣的人接觸，和什麼樣的人搭不上話；決定了下班後能否去接小孩，或是能否和他們唱晚安曲；決定了你容易靜脈曲張、過勞致死，或是容易飲酒過量；決定了你下班時是精疲力盡，或者還有些餘裕讀書、約朋友、陪小孩；決定是否會到大陸生活，或加拿大，或留在台灣。

    當我們從學校離開的時候，只想著我要有工作、要被僱用、要有薪水，薪水要比別人多一些 -- 我們常常沒有想到，我們一步步在決定了我們的職涯、事業，和生涯。

    每一分工作，都會決定你接下來可能勝任什麼工作，難以勝任什麼工作。例如，如果你擔任了某公司的行銷人員，你日後應徵別的公司行銷人員，可能容易一些，但對於要成為表演者，可能幫助很有限。

    每一分工作，都可能為該領域相近的工作，例如較高階、高薪的職位，打下優勢和基礎。二十歲若能朝開始一個方向累積歷練，到三十五歲，可能頗有成果，做到中高階職位，但若一直轉換，三十五歲還是會做很基礎、低階的工作。

每一分工作，是你下一分工作是否勝任的基礎 圖片來源

    在一個職涯軌道上，前進愈久，投入時間與力氣愈多，愈遲發現不合適自己，對這條路不滿意，要離開並且換到另一個方向，機會成本愈高，阻力愈大，轉換之後，到另一個領域能發揮時間也短，可能累積的成果與能量也少。

    每一次工作的選擇(包括轉變，也包括避免轉變)，累積成職涯。職涯的開展，成為事業。事業的面貌，高程度地決定生涯的悲、歡、離、合。

    對你的前途，若沒有一個較完整，較長期的前瞻、準備，你愈容易走到某一天，發現工作與生活無法兼顧，發現你對當時每天的生活厭煩，並且發現看向未來，感到路愈來愈狹窄，通向一個陰暗的沼澤。

    如果你面對這個感覺得時候還年輕，你還可以選擇，壯士斷腕、一切打破，從頭來過。如果那時候，你的年紀大了點，有經濟壓力，有孩子要養，自己和家人沒有冒的本錢與勇氣，也許，你就只能選擇咬牙隱忍；這一忍，可能就是大半輩子。

    或者，你也可以從現在開始，眼光放遠，視野放寬，慎重思考，讓自己的每一步都踏得更穩當。

「小確幸」背後的大格局、真野心、硬底氣

    「看看大陸現在發展成什麼樣子了，我每次來，都不一樣，一直開新路，一直造新樓，高端消費的百貨和店鋪也一間一間開，科技園區幾萬幾萬平米地建。每次回到台北，卻總是一樣，停滯了。年輕人還在自滿於種種小確幸。」

    一段時日之前，出差至上海。從機場到飯店，座車在高架快速路上奔馳。隨同的一位長輩、長官，欽羨地看著窗外的高樓說了上面那段話。

    不知道他口中自滿於小確幸的「年輕人」是否針對我，雖然我是車中唯一的年輕人。我也不清楚，自己是否要認同他這個觀點。但他這段話，讓我記得深刻，三不五時，會拿出來想想，我們真的不好嗎，如果是，不好在哪裡，又該怎麼變好？

    事過數年，對於這個問題，我稍稍有了個答案。

    這幾年間，我看到中國、俄羅斯、東南亞，甚至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數字。也看到台灣人均所得增加緩慢，甚至被房價、物價上漲蓋過。看到人才出走、廠商外移。是的，這些都發生了，不容否認。

上海的夜景確實燦爛，但沒有這樣的景貌，
就是不如人？ 圖片來源

    但在此同時，我看到在我這一代的許多年輕人，他們在做許多難以用金錢衡量，難以用數字換算的事。

    許多一流的年輕程式高手，把他們可以用來換現金的專長，用來拆解分析政府釋出的資訊，指出重大問題，提供關鍵資料。這些朋友，他們投入努力在建造一個更公開、更透明、更無特權，更可課責的政府。例如，g0v，沃草。

    我的許多朋友，看到台灣教育的問題，造成社會優劣勢更大的落差，主流學習模式被考試升學所扭曲，於是縱身投入。有些人放下賺大錢的機會全職投入，有些人在工作之餘貢獻心力。例如，孩子的書屋，為台灣而教，接棒啟蒙。

    更有不少極端優秀的年輕人，我認識與不認識的，他們並不移民到「歐美天堂」，拒絕為了工作安定而去考公營企業或政府部門，他們也不搶著進科技業、金融業、外商公司。他們從零作起，承擔風險和辛苦，走創業之路，而且還要求自己的企業帶給社會額外的公益價值。這些被稱為「社會企業」的公司，雖然都不大，但是為數已然眾多；光是《社企流》網站上的就看不完。

    確實，這些人，機構、企業，沒有建起參天高樓，沒有移山填海，沒有開口閉口「幾十億」，沒有位高權重。是否，他們空乏得只剩小確幸？你問他們，也許，他們也並不否認。

    就算是，這種小確幸，和吃甜點配抹茶尖叫「好幸福」的小確幸，是不太一樣的。

圖片來源

    這是一種有大格局的小確幸。我們要求幸福要能包山包海，廣庇四垠，包括遠方的人，不同語言和膚色的人，包括還沒出生的人，包括石虎和白海豚，甚至路旁的樹木，山谷中的溪流。我們要的幸福是今天，明天，十年後，五十年後，及至子孫都能享有。

    這是一種有真野心的小確幸。我們要求這個幸福是徹底而完整的，我們不要幸福背後藏著不堪的代價，我們不要享受血汗工廠生產的富裕，我們否定壓迫弱勢營造的和平。我們要幸福得面面俱到，即使意謂著這樣的幸福更難提煉。我們的小確幸是貪婪的，我們要魚，也要熊掌。

    這是一種有硬底氣的小確幸。我們爭取幸福，不求別人打賞，不會捧手向上乞討，我們沒有期待不勞而獲，我們願意放棄割捨那些簡單到手的逍遙，我們研磨那堅硬、緩慢、遙遠的喜悅。我們願意辛苦、流汗，付出代價。我們能彼此呼應、互相幫助讓彼此的善意成真。我們自討苦吃，揮汗工作，還笑得很暢快。

    真的以為當我們選擇「小確幸」的時候，是沒有企圖心嗎？錯了。我們謙稱為小確幸的企圖心，不能換成鑽石戴上，是因為它過於永恆；沒有化為高樓大廈，是因為它過於龐大。

(本文已在醒報專欄刊載，並授權其他學與業小棧合作之網路媒體引用轉錄)

《康熙來了》 快要走了？

     似乎，《康熙來了》製作群，沒有看見各種警示訊號：它犯了電視節目不該犯的錯誤。這個錯誤，不是低級的內容，不是置入的痕跡，而是：不好看。

    使《康熙來了》廣受喜愛的精髓，一絲一絲蒸散揮發了，它的觀眾，一個一個起身離場了，這個節目，恐怕再過不了多久，要打包下架了。

    先讓數字說說話。

    我手上沒有尼爾森等收視率調查，況且，那也不見得有整體代表性。我收看《康熙來了》，不是從電視上，而是從網路上的視頻清單收看。許多在海外的、用電腦取代電視的年輕人，會固定點閱 -- 我就是其中之一。而清單上的點閱次數統計，某程度上，可以當作康熙受歡迎度變化的指標。

康熙來了，是伴隨許多人度過下班後夜晚的節目 圖片來源

     2014年4/3的節目〈明星上通告到底要幾點到〉，是這個主題用第三次，梗已用老；即使該集有沈玉琳和張克帆這樣的鐵咖，該集第一段點閱數只有 52,959，到了第三段，點擊數更僅有六千多，表示八成五的網友，看這一進的時候沒興趣看超過一半。2014年各集的數字，有些起伏，大致如此。

    隨手點三支 2012年《康熙來了》的影片，點擊數分別是十萬、九萬九千，十五萬。雖然有高有低，大致上，是2014年各集點擊數的兩倍到三倍，和有趣程度逐年下降，太有關係。近年來，每次點開康熙的視頻，看到乏善可陳的內容，都懷念幾年前的節目內容。

    舉例來說，2009年十月那一集〈無緣情侶再續前緣〉，張克帆和歡歡，二十幾年前的少年情侶，中年重逢再訴衷情，多少人都看得哭了。那一集，至今四十二萬人點擊第一段，三十四萬人點擊第三段 -- 超過七成五。觀眾不是沒有耐心看到完，只要你給我們好節目。觀眾，早就用搖控器在投票。

    我沒有更完整全面的統計數字，而且每一集的收視率，也是有振盪變化。現在看 Youtube 點選數字，可能很難排除時間累積因素，有利於比較久之前的節目。但是，節目主題重複、無聊、失去真誠，有如此感受的恐怕不只有我。

    我對康熙有些特別的感情。當我離開比較純樸的家庭、學校環境之後，是看康熙讓我了解許多都會年輕人的生活觀點，原來和當時內向的我有那麼大的不同，甚至教我如何跌跌撞撞地適應社會與人群。

    康熙對於台灣演藝、文化、影視圈更有一層特殊意義。它可以算是台灣人才、創作，在整個華人圈可以被看到的展示窗，甚至是一個火箭發射器。有才華的人、好的作品，藉由康熙在華人圈子的收視度，可以很快地受到矚目，得到機會。

康熙是台灣影視界難得的資產，近年卻沒有善加維護經營 圖片來源

    說到最底，康與熙兩位主持人，默契、機智、風趣在電視圈內少見。有這樣功力的主持人，台灣不到五個；要說組合，更沒有另一對了。

    但是現在，《康熙來了》奄奄一息。毫無特色、表演粗糙的少男少女、一心想紅但未成氣候的藝人，被拱上康熙的舞台展露缺陷。宣傳電影、電視、書籍、餐廳，我們 勉強還能假裝沒發現。但是安排無話想說，說話味如白蠟的明星，在節目上講些言不由衷的空談，就讓人難忍了。更有甚者，毫不吸引人的節目主題一再重複，只好靠來賓放大情緒來撐場面。

    每當蔡康永先生勉力大笑著說「天哪快笑死我了」，每當徐熙娣刻意用麻辣的詞語，掩蓋節目內容本身的平淡，我都感到好淒涼。曾經，《康熙來了》的舞台上，因為呈現獨特的經歷、不凡的想法，就可以不矯揉造作地吸引人。他們忘了《康熙來了》受到歡迎，是因為它如鏡地反射都會男女、年輕群體的愛恨好惡。

    在台灣，一個十年的節目不容易，它幾乎算是活化石，聯繫著一群人的認同與感情。在台灣，一個有華人圈能見度的節目很少有，是台灣整個演藝產業一根重要樑柱。《康熙來了》若是善加經營，是製作團隊的聚寶盆，是台灣演藝界的名人堂 -- 十年累積聲譽與能見度，如果只因疏懶於規劃設計，或是因公關、投機因素，被揮霍賤賣。真的、真的不值得。

(本文已在醒報專欄刊載，並授權其他學與業小棧合作之網路媒體引用轉錄)

回覆讀者：擔心被學校二一退學？也許應該先開除學校

讀者來信：(稍經精簡及改寫)

棧主你好，我是就讀○○大學○○系的小清，之前聽過您對教育的見解，覺得感觸良多。 近期本校學生會候選人，提出廢除二一制度的訴求。不知道您對二一制度的看法為何？二一制度應該廢除，以提升學生自主性嗎？謝謝您。

小清你好，

    感謝來信。貴校學生會候選人對學校制度提出反思，這是很可喜的事情。

    關於二一制度，我不站在支持的立場，也不站在反對的立場。因為是與否的選項之外，也許有更好的答案。

    我查了貴校候選人，提出廢除二一制 (其實，貴校是雙二一制，兩次二一才退學) 的背景原因如下：

很多同學一進入大學，因為學習方式一時變化太大，而出現些課業跟不上的情況，以致於才大一就面臨了一次二一的警訊；之後升上大三大四，隨著專業科目難度的增加，二一的夢魘更是揮之不去，每次的期中期末考都總是戰戰兢兢，深怕自己一不小心，即會面臨到雙二一的慘劇。

二一退學，是人生不可承受之重? 圖片來源

    看了這些描述，我主要的想法是：如果幾乎二一，或二一成為事實，也許比較重要的，不是爭取留在校園之中，也許是時候，考慮從你的人生中開除這所大學。

    當學生進入大學，貴校的老師沒有合適的輔導和教學，幫助學生調適心態和學習方法，這些老師及格嗎？如果大學沒有督促老師，用合適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這樣的學校及格嗎？如果不及格，為什麼執著要把這個大學讀到完？

    如果在大一大二，還是共同科目、一般科目、基礎科目較多的階段，就有很多科目讀不到及格程度，這位學生是否適合在大學進行學術學習？這樣的學生不見得不好，未來也許也可以很有成就，只是，為什麼一定要待在大學中？這位學生如果可以在其他的地方，學習書本以外的知識，也許更好。讀大學的價值不見得高，許多領域的技能知識，大學沒有教，大學不是唯一學習的地方，何需執著？

    如果在大三大四，專業科目難度的增加，就面臨揮之不去的「二一夢魘」，那麼，這個領域是你適合的領域嗎，你日後要在這個領域發展職涯嗎？若不要，你有必要堅持在這個科系中讀完並且拿到畢業證書嗎？或者，剛好可以利用這個機會轉個彎，換條路。

    我知道極少數同學，因為家庭、經濟、疾病等突然變故，導致許多課程在退選之後，又無法參與期末考，導致可能被二一。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考慮休學，或其他救濟制度；如果完全沒有這類的管道和制度，也許需要先改變的，是建立這些救濟制度。如果學校極為缺乏同理心，不願意改善制度，這樣的學校可能也不值得留戀。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圖片來源

     最後，文中提到，「戰戰兢兢，深怕自己一不小心，即會面臨XXXX的慘劇」是提出廢除二一制度原因之一。其實，這種情況，難道不是人生常態嗎，而且也應該如此。

    在交男女朋友時，應該「戰戰兢兢，深怕自己一不小心，即會面臨變心分手的慘劇」。在工作時，也應該「戰戰兢兢，深怕自己一不小心，即會面臨拖累團隊的慘劇」。教育兒女，也應該「戰戰兢兢，深怕自己一不小心，即會面臨誤導子女的慘劇」。對待配偶，也應該「戰戰兢兢，深怕自己一不小心，即會面臨家破離婚的慘劇」。如果我們對待人生各層面都該戰戰競競，認真看待選擇與行為的代價，在青年階段，我們該學習什麼樣的態度，也就很明顯了。

    不好意思，並沒有針對你的問題，回答是或否。總結一句話：年輕的時間寶貴，與其散漫無謂地在大學中浪費人生，不如認真積極地離開大學創造人生。在某些情況下，二一退學制也許是當頭棒喝，也許是人生另闢蹊徑的契機。

當醫生父親將孩子當成小白鼠的那一刻

    如果你要為瘋子、變態找一個代表，這位也許就是了。

    在十八世紀，有位英國醫生，就是這樣的人。他不顧妻子的哭泣、懇求、反對，將牛隻染病後的瘡膿取出，在他兒子的手臂上劃出傷口，把瘡膿塗上去，「刻意地」，絕對是刻意地，讓兒子染病。而他的兒子也確實染病了，在床上躺了六星期。

    把活生生的人當小白鼠，真的是一件惡劣的事，不是嗎。若在今日，這個醫生絕對會以「蓄意傷害」被起訴，還會被媒體與鄉民公審。他不但將人當小白鼠，而且那是他兒子。

    這個醫生是愛德華．詹納(Edward Jenner)，他在兒子身上種的是「牛痘」-- 他多年來觀察，擠牛奶工人，常被牛傳染這種輕微的皮膚病，而這些工人，在天花流行的時候，從來沒有感染。而天花，是一種致死率極高的傳染病，即使沒死，也變麻臉。

詹納醫生，將自己的孩子當小白鼠，
若在今日，會不會被檢方起訴、媒體公審呢？

    詹納醫生知道，他的實驗對自己的小孩是危險的，但是，不做這個實驗，他的小孩也面對另一個危險--感染天花。權衡之下，他讓自己小孩成為小白鼠，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因「刻意受感染」，能夠對天花免疫的人類。

    因為詹納和他兒子的實驗，人類找到對抗天花的方法，在1970年，天花這個可怕的疾病，從地球上絕跡，拯救的人以億數計，包括你我。詹納不但開了免疫醫學的生河，而且他為這個方法取的名稱：Vaccination (Vacca，在拉丁文中是「牛」的意思，這個字中譯為疫苗)，後來泛指各種預防接種技術。


    「這樣一定會成功嗎？不一定的話，不是當實驗小白鼠嗎？真危險。」

    在演講、會議、座談中，我討論到家長和學生，該用新的視角、方式、目標來看待教育。有時候，有人會說這樣的話，甚至，這樣的聲音也來自我的內心。但，我們要用什麼樣的角度，來看待成為「小白鼠」的恐懼？成為小白鼠，是一件不可接受，要全力抵抗和避免的事嗎？

    德國最受敬重的科學家、探險家，洪堡，他也是個把自己當成小白鼠的傢伙。先別說他花數十年的時間，遊歷探險當時歐洲人完全不了解的美洲大陸，他還拿自己的身體通上電流，為了實驗肌肉受神經控制，是否和電流相關。

    還有許多小白鼠，後來都是一方的霸鼠，甚至成為獅子王。一百多年前，中國第一批留洋的學生，在出國前還不會說外文；他們被投到未知的異鄉後，超過八成的學生，進入美國一流大學，成為科學、工程、法政等各方面的專家，回國貢獻所學，其中包括詹天祐、嚴復。

    三十年前，在中國大陸剛開放的時候，選擇西進的台商，面對的是一片未知。雖然辛苦，也有人失敗，但成功的，得到了相當好的發展機會。愈到後來，大陸人才漸多，外企與陸企已經發展成熟，台灣人現在前往，已經少有優勢。

清末的留學生，遠赴異地、嘗盡辛苦
最後許多小白鼠成為了獅子王

    政府是否可以拿人民當小白鼠，進行制度實驗？如果可以，要有什麼樣的程序？這是複雜的課題。但是，家長和學生，是否願意自己成為小白鼠，進行自己的教育實驗？這就決定於家長和學生自己了。

    我說的，也許不是拿刀割個傷口塗膿水。我說可能是，在別人都爭學英文的時候，有沒有可能，學德文、學印尼文，未來可以得到特別的優勢？現在的熱門科系中都沒有農業科系，但是，未來日界人口益多，糧食生產近於飽和，將自己培育成農業人才，會不會在未來，有大展身手的機會？

   跟隨大家都認為安穩和成功的方向行進，是很安全的嗎？年輕人一窩蜂考公務員，每年考不上的比例，高達95%-98%。投入國考的人，才是參加了一個成功率極低的冒險哪。

    許多人沒想到的是，不改變，延用舊習、慣常思維，也是一種冒險和實驗。我們其實不知道，20年後的世界是否與今日相似。我們其實不知道，今日的情勢是否會延續到30年後。

    某個角度來說，我們都是小白鼠。差別在於，我們是否有意識地選擇接種牛痘，或者，我們等著得天花。

(本文已由醒報專欄刊載，並授權其他學與業小棧合作之網路媒體引用轉錄)

學運能不能救台灣 (下) -- 五個病入膏肓的體質病灶

上一篇文章：學運能不能救台灣 (上) -- 割癌瘤和調體質的論辯

    童話故事，好萊塢電影，往往結尾在「英雄打敗壞人，世界恢復寧靜，從此以後，和美女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今日，我們看台灣的形勢，是用差不多的思維嗎？

    媒體、臉書上的朋友，嘲笑或怒罵的對象，集中在馬英九和江宜樺身上。情境似曾相似。三十年前罵兩蔣集權，十五年前罵李登輝黑金，五年前罵陳水扁貪腐，今日罵馬英九獨裁。找壞人，釘死他，認為這是解決問題，這樣的作法，從遠古就常見；歐洲中古時代出現焚燒女巫的熱潮，以為可以制止黑死病。   

    我們倒帶一下時空；陳水扁、馬英九、江宜樺，都曾是台灣政治人物中的一時之選。台灣人的眼睛沒有瞎。陳水扁是一流立委，績優市長。馬英九清廉自持，溫和節制。江宜樺聰明過人，富理想性。他們不僅公眾形象如此，他們身邊的人，在他們掌權前，對他們的評價都非常高。

    在他們上台前，各方看好，上台時，各方稱慶，上台後，卻總是漸漸走味變調，變到讓人難以容忍的地步。為什麼？

    是他們害慘了台灣現況，還是台灣現況扭曲了他們？這個問題，可以問嗎？

    當我們總是把眼光放在對個人的好惡，我們會錯失更關鍵的原因。其實，現在有一些實況和制度病灶，造成任何人當總統，都會流於「昏庸荒唐」；陳水扁如此，馬英九如此，下一個總統，仍然如此。如果我們總是只把激情投注在對個人的鬥爭上，對不起，三十年後，我們仍然罵政府，三十年後，換我們的兒女攻行政院、睡立法院 -- 如果還有政院可以攻，如果還有立院可以睡。

    依據我十年來對台灣政府的觀察，台灣至少有五個體質病灶，我們若迴避或忽視，就絕對無法真正解決問題，改善大局。

長期以來，立院常上演激情打鬥，少有公開、理性的論辯溝通 (來源)

第一個病灶：政黨政治+兩權制衡，設計矛盾造成必然毀壞
    政黨政治的意思是，同政黨的人，為同一個政治目標努力，也為此負責。如果這樣，事實上，立法院還可能公正地制衡行政院嗎？立法院中的執政黨立委，對於行政當局決策，當然會護航，那談什麼公正監督？在野黨為求政黨輪替，當然恨不得對行政方的政策百般刁難、惡意阻撓，攤瘓或是勒索執政者。事實上，這個情況，陳水扁和馬英九任內，都一再重複發生。
    美國，憑著較深厚的公民素養和政治文化，在政黨政治+兩權制衡制度下，政治勉強及格(但是漏洞已經明顯)。但台灣，連體質和土壤都沒有，矛盾的設計，使國會運作流於多數暴力，或是少數杯葛。這個情況，使總統，或者看起來無能，或者看起來暴衝。

第二個病灶：政府人事與組織管理制度，如同腐敗長蛆的喪屍
    所有成功企業，都全力在爭取人才、留住人才、培育人才，制定合理的制度讓人才能發揮所長。但政府，它的人事與組織管理制度，思維停留在1950年代。人事單位的業務主要是批核休假和處理旅遊補助等「福利」事宜。分科考試取才制度，看不出來一個人是否宏觀，是否有創造力，是否有服務熱忱。

    政府的內部管理，重視上令下從，少有創新空間。政府內部的管理與考評，不重視事務品質，不重視徹底改善問題，不重視想像力和熱忱。政府組織，無法隨業務量變化而調整，經濟部由十八個基層公務員來負責服貿的研議與溝通，不是長官誤判，而是目前行政規則僵化下的必然。

風雨來襲樓房倒，只因地基早己被淘空

第三個病灶：善良台灣人的選票被人情、私利，與僵固認同綁架
    「選賢舉能」是選舉的理想，但是現實中，什麼樣的人容易參選，容易當選？事實上，在許多選舉之中，能被選上的人是：花時間經營黑白金紅各種道上人情人脈、利用職權對親朋好友鄉里選民施予恩惠、用不太高明的方式經營媒體曝光與形象，或是訴諸族群、黨派、立場的忠誠與挑動對立。

第四個病灶：選舉機制迫使政治人物當企業家的乾兒子
    現在兩黨的政治人物，要得到黨的提名，要花錢養人頭黨員，要花錢經營人際關係，要花錢養人馬幹部，要花錢選舉造勢…。政治要花錢，而是是大錢。錢從哪裡來，企業家給最快；哪些企業願意給，有求於政府的企業最願意給，兩者一拍即合。企業家幫政治人物當選，政治人物幫企業家得利。

第五個病灶：大陸因素，我們沒有對應策略，只有投機與恐懼
   事實是，台灣在中國大陸旁邊一百公里，人民金錢資訊物品密集往來，中國大陸是台灣的工廠、市場，甚至是未來的人才庫，學生來源、夫家和娘家。中國大陸事實上就是我們最大的危機，也是最大的機會。而且事實是，我們可以割捨放棄機會，但無法阻擋危機。

    我們的政府和政治領袖，並不面對中國的實現，提出整體的方略。每當選舉，藍方政黨以大陸商機誘騙選票，綠方政黨以恐中情結勒索選票，往復拉鋸的結果，台灣內部對立割裂，卻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影響程度日深一日，事實卻沒改變。我們都知道中共有對台灣近逼收編的策略，我們卻沒有吸附影響與借力使力的策略。

    其實，在這些病灶下，不待中共破壞與干擾，我們自毀了本身的政府效能與經濟競爭力。也是因為本身的體質脆弱，我們的民主抵抗不了外在的侵擾、收買、利用、分化。

各地賄選價碼表，價錢比較貴的，應該高興嗎？(來源)

所以呢？

    所以，我們，包括學運的領導者、參與者、旁觀者，都感認清。在這場學運後，甚至在學運之中，我們都該開始思考、改善、扭轉大局和體質的病灶。專注於訴求，對於學運動能量是正確的，對於社會改革卻不一定。如果我們認定自己只是「反對者」，不以建造和社會的前進為己任，事實上不會比「依法定程序」潦草擬定、倉促通過服貿的官員及議員，高尚太多。

    所以，我支持學運喚起社會關心議題，支持民眾參與國家的命運。但是，關心和參與，不該停留在「我們一起恨某人」的層次，不該認為某人下台、訴求被接受，民眾就「成功了」。沒有，我們的路還很遠，如果我們不一起走後面那一段路，我們永遠在泥沼之中。

    所以，如果我們不願看到，即使運動成功，台灣仍然走向衰亡，我們就應該拿出譏諷馬英九、痛惡江宜樺的熱忱，來審視台灣的體質與大局：政府怎麼進行重大決策，怎麼執行，怎麼評核管理 -- 需要我們打掉重建的陳舊與腐敗太多了。

    所以，我們拿出 kuso 鹿茸香蕉太陽餅的創意，延燒研究服貿條文的熱情，來對付我們面前真正深重的問題。我們已經做出了許多讓人驚豔的事、政府高層想不到也做不到的事。許多過去沒做到，沒做好的地方，我們來，做更多。

    所以，如果我們不容許民主在外力之下毀壞，最好，我們也不要容許民主在我們自己手上被糟踏。

    或許，我們面對的問題重大而且困難，用「愚公移山」、「衛精填海」還難以比擬。但我並不打算悲觀。看到我們對於社會有這麼炙熱的關切，看到我們有這麼多善意與創想，就知道沒有什麼真的不可能。

    再說樂觀一點，今日，台灣有五大病灶纏身，我們還掙扎得活出「小確幸」，可見並非藥石罔效。如果這些病灶改善，體質強健，會有多大的活力、動能、成就被釋放出來，我們根本無從估量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