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anuary 2, 2015

解藥變毒藥?多元教學與競賽竟成摧折教師士氣的禍源

    任何對的制度,如果落實的人、群體、情境不對,它都會變成災禍。這句話在教育界真是隨時隨處得證。

    在某個小學任教的吳老師,她曾經和我一樣,認為「聽課」和「考試」充斥的教學,摧折學生的興趣,壓抑老師的熱忱與創造力。所以她曾經嚮往、支持多元教學。當她看到教育當局舉辦各種英文作文、朗讀、演講、歌唱、戲劇比賽,她曾認為是正向的教學革新,而且二話不說就挽起袖子加入。

    過了幾年,她從當時的熱心支持,變成了冷漠失望。為什麼?

多元教學,自願付出大量時間與資源


    吳老師任職的學校不大,有意願也有能力進行多元教學的老師並不多。吳老師因為較年輕,在同事眼中也多才多藝,她就擔起了唱歌比賽、戲劇比賽的培訓負責人的角色。

    這可不是小事,尤其是戲劇比賽。從配樂到布景,從劇本到選角,從背稿到排演,學生要花很多時間,老師要投很多心力,甚至學校也要投資資源、家長也要參與幫忙。

    英語才藝競賽的培訓不能取代正課,因為有單字、文法、句型的進度,正課還是需要上。歌唱和戲劇的排練只能用午休,或是放學後的時間進行。吳老師投入下班後的時間,要和學校爭取經費上的支持,要和家長解釋說明學生為什麼學生會晚回家 (耽誤了接送或補習的時間)。有時候她還要自掏腰包買些零食、美工用具。

    吳老師本來覺得,如果學生在其中有成長,如果能因此活化他們的學習方式,這些辛苦都很值得。但後來,一切變了調。

名次掛帥,本末倒置扭曲了初衷


    吳老師待的學校是偏小的學校,學生人數和資源都不多。雖然老師和學生都很努力,但在縣級比賽中,並沒有得到亮眼的名次。吳老師本來不以為意,因為她認為學生樂在其中,練習了英文,學習了語文之外的東西,就是最重要的。想不到多數人不是這樣看。

    校長和學校主管對於吳老師沒有拿到耀眼的名次並不諒解。校長數次暗示或明示,要那些帶學生參加比賽卻沒有得名的老師好好檢討,花了時間為什麼沒有好成績。站在他們的立場,他們面對少子化浪潮下的招生壓力,如果招生愈來愈少,確實有學校被裁併的可能性,到時候老師要被打散,校長也失去領導職位,所以急需各種競賽名次作為招生籌碼。

    甚至,家長也不諒解。有學生家長和老師抱怨,早知道參與演出、比賽又不會得名,他們就不要參加了。家長以為,投入排練的時間沒用來讀書,還沒拿到獎,這叫做「賠了夫人又折兵」。

教師的熱忱,極珍貴且需保護的教育資產


    這件事後來又重複發生了幾次,吳老師和一開始參加多元教學的老師都發現情況已經失焦了。原先熱忱的老師開始閃躲,本來投入的老師開始冷漠。

     吳老師和我說,這個情況不只發生在她任教的學校。只要學校的行政主管稍稍忘卻了他教育者的角色,當他把學校名聲、個人前程視為重要的考量之一的時候,就會發生本末倒置,優先次序錯亂,而老師與學生都會感受到。原本立意良善的革新方案,後來也就被扭曲,許多老師不再支持投入,反而消極抵制。

    教師的熱忱很珍貴。台灣的教育體系有許多缺陷,到目前還能運作,其實是靠許多教師不斷投入熱忱去支撐起來的。這個例子中的情境,也許沒有發生在每一個學校,但仍然值得家長、教育行政主管思考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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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自暴自棄的原因,翻轉校園的起點

   「我要捏爆你的XX體!」這句不能在大雅之堂公開說的話,是我對高中美術課唯一的印象。

   高中畢業多年後,我認識一個大學女生,注意到她非常擅長以圖像表達,隨時能以各種色筆在紙上作圖,將正在討論的概念圖像化,甚至畫可愛的動物吸引大家的目光。每次當她想說話時,一亮出充滿圖畫的思維紀錄,還沒開口就得到眾人「哇噢」一聲讚嘆。她並沒有讀過美術班,也沒花大錢學過畫,只是在高中時有個美術老師,曾經用心教導學生用圖像表達,而她又本身有興趣,就不斷練習與運用這個技術,大學時就很擅長了。

   我高中的美術課呢?我只記得,我的美術老師(也許是之一)是一個莫約五十餘歲的阿伯,我們當時用的課本,主編正是他。他沒有一次上課準時到達,有時遲到二十多分鐘。到達課堂時,就在學生桌椅之間遊走,和同學說些瘋話。

   真的是瘋話。例如,可能問了某同學體重,然後大喊:「你太瘦了!我要捏爆你的XX體!」十幾二十分鐘後,自顧自揚長而去。留下全班同學面面相覷,覺得荒唐又好笑。我們都覺得沒關係,反正這又不是主科,多時間還可以拿來背單字、寫數學。

   真的沒關係嗎?

膚淺空洞的教學,日後發現大吃虧


   在高中畢業多年之後,才發現過往以為沒關係的科目,關係都很大。原來美術所培養的直覺與品味會影響了我們的工作成果,因為我們日後需要架設個人網站、製做投影片,都會用到色彩、圖像、空間配置。更不用說,我們和重要人物(例如心儀的對象)見面時,挑選與搭配衣物會影響我們的人際關係。在高中之前,這部分的神經元都沒有被開啟運作,後來也就日漸萎縮,我直到今日才想彌補這些弱點,實在事倍功半。

   這樣的情況其實不只發生在美術。例如體育課,有些老師上課的方式就是帶個操,之後讓學生自己組隊打籃球。而多數不想流汗的女生和想偷懶的男生 -- 其實也正是特別需要運動的那群,就坐在樹下聊天。直到多年之後,我們自己會發現,當初體育課沒有幫助我們找到適合自己的運動習慣、找到愛好的運動方式,是自己吃了大虧。

責難教師?責難學生?也許都不是


   我曾經和任職教師的朋友談過這件事,雖然我沒有責難意圖,但他還是很認真地解釋教學上的難處:「這些非主科,學生不見得想學,有時候教得認真、對學生有所要求,某些學生或家長還會和校長抱怨,希望學校在這些非主科少上點課呢。許多老師就這樣心灰意冷了。」

   也許真正的問題,出在老師和學生無法自由相互選擇的教育制度。

   因為學生沒有機會選擇老師,所以不會意識到同一個科目,可以有不同的教學深度、不同教學目標與風格。因爲沒有機會選擇,所以「什麼樣的教學適合我?」「這門課目在未來有沒有價值?」這些問題從未在腦中出現。因為沒有機會選擇,所以在上課時沒有收獲的時候,也覺得無可奈何,聽任時光流逝,自己的潛力在無所作為、空洞學習中枯萎。

   因為老師們所教的學生都是被排定的,所以不用去爭取學生上課,不用和學生討論這門課的價值。因為老師面對的學生都不是自願選擇的,所以期待、想法、需求各不相同、難以統一,也難以因材施教,所以有些老師乾脆自我放逐,以阻力最小、期待最小的方式上課,反正沒人在乎的話,就混日子等退休。

   今天,翻轉教室已成風潮,何時何日,我們可以(開始嘗試)「翻轉校園」呢?不同教學特長的老師,可以各自爭取在思維、特質上合適的學生 -- 想學深學精的,和那些想淺嘗即止的學生可以分開;想學習精深技能力學生和想自由創造的學生也可以分開。至少,和升學無關的科目:美術、體育、工藝、家政…似乎沒有不這麼做的理由。

   今日多數校園,還是被僵硬的班級制度主宰,僅有少數高中稍微開始嘗試選課制度。期待學習的自由更多交到學生手中,教課的創造力也能更多回歸教師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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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行政之下,台灣的拉伕悲劇

   聽過「拉伕」嗎?在七十多年前,中日兩國大二次大戰,或是國共兩黨拼鬥過程中,因為各方缺兵,軍隊有時會俘擄平民男丁,將有軍徽的帽子戴上頭頂,就算成了戰士,推向戰場打迷糊仗,多半是送死。這是那悲劇時代的無奈。

   你相信,這樣的悲劇今天還在台灣上演嗎?我最近認識的朋友詹姆士,告訴我這樣不可思議的事,還發生在今日尊奉「依法行政」的台灣。

   詹姆士從小和爸爸去了大陸讀書,讀到高中畢業之後轉到馬來西亞就讀大學,大學畢業之後長期在馬來西亞的外商公司工作。

   因為詹姆士在馬來西亞要辦一個手續,需要台灣的良民證,因此他回台灣來辦理,順便在台灣旅遊幾天,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返台觀光。他到區公所交涉許久,但因為他在台灣已經完全沒有戶籍,所以辦不了良民證,他只好先返回馬來西亞。他想不到,更大的麻煩正等著他。

   當他到機場要出境的時候,海關人員將他攔了下來,他無法出關。

   原來,他在申請良民證的同時,區公所的人員將他的相關資料在國民身分系統之中更新。在他出關的時候,護照一刷,海關人員發現他超過服役年齡,還沒有服役記錄,當場把他攔下,無法出境。

    詹姆士當時剛好在馬來西亞的學校還在修一個學分班,所有正好有學籍,於是請學校傳了一分在學證明到海關,終於詹姆士放行。但是他原本的護照被撤銷,換成一本有效期只有兩年的護照,而且上頭還加註,他需要在兩年之內返台服役,這本護照也無法在台灣的駐外代表處換新。也就是說,若他兩年之內沒有返台服役,他就是個沒有護照,沒有國籍的人。

   因為所有的人都「依法行政」,詹姆士被逼到牆角,沒有選擇,只好回台灣服役。這時候,最令人感到荒唐的事情正要發生 -- 政府無法處理他的服役手續。

   詹姆士發現服役的申請手緒,得從區公所開始跑流程,到內政部,再到國防部。但是因為他沒有在台灣的戶籍,而且沒有任何熟識的親友。他的申請在所有單位之間推來推去,每一個單位的承辦人都好像很善良,但是每一個單位都表示愛莫能助,因為「依法行政」,他得去請別的單位想辦法。

   最後,詹姆士是租了一個房子,和房東告知一切情況,請房東允許他設戶籍。房東原本聽這個故事覺得不可思議,以為是某種詐騙。直到詹姆士帶房東到區公所,請承辦人做證、搬法條說明,房東才願意幫這個忙。

   詹姆士在和承辦人溝通的時候得知,和他處境類似的人其實不少,大部分的人有遠親可以幫忙,少部分的人真的找不到親屬,只好請陌生人幫忙。

   詹姆士說,他在服役後認識另一位華僑,他從小被帶到美國成長、讀書、工作、結婚、生子。當他帶著妻子以及才一歲的孩子回到台灣,看看他心中的故鄉,在出關的時候發生了一樣的事。他被扣在海關,而且因為沒有外國學籍,這一次直接被困在他舉目無親的台灣。他因為「依法行政」只好去當兵,讓妻子與孩子回到美國苦等一年。

   諷刺的是,無論詹姆士,以及許多被台灣政府體系「抓」去當兵的華僑,其實他們都是服「替代役」。因為各層承辦人、高階長官也都知道這些華僑,根本對台灣沒有認同,沒有感情,完全被迫,在台灣沒有親屬家人,對於軍中威權體系也絕不可能適應。於是,他們都會全力將這些華僑安排成為替代役。

   我問詹姆士他們這些華僑替代役都在做什麼,他說,常常是打掃、打雜,以及閒著沒事找事幹。有些華僑的中文溝通能力太差,根本什麼事都辦不了。而這些華僑,其實多數在國外受過高等教育,甚至已經在擔任要職。

   結果就是,我國僵化的法令像「拉伕」一般,當長居國外的華僑偶然返台尋根、探親、觀光,就把他們逮住,失去返家、工作的自由,被逼入行伍(往往還要陌生的房東幫忙才能完成行政手續)。而政府給他們吃穿住睡,讓他們失去自由,其實也根本沒有任何好處,因為他們也沒事幹。平白無故地每個人都犧牲了一場。

   依法行政也許沒有錯,但前提是法律能依社會實況時時檢討,權衡所有利弊得失進行修改。如果法令沒有顧及少數權益、罔顧那些在社會中沒有權力及發言權的人,依法行政和七十年前的暴政一樣可以導致悲劇。

(本文已在醒報專欄刊載,並授權其他學與業小棧合作之網路媒體引用轉錄)

Sunday, December 28, 2014

一門課程勝過四年學習?一門瑞典課程的運作記錄


    「老師有沒有用心,有沒有認真引導學生思考、成長,學生感覺得到。」張慧妮,政大社會科學領域的科系的學生,今年剛從學校畢業,我和她談了不少到瑞典當交換學生一年的經歷。「有一堂課程,六個星期,我學到的東西,比我在政大三年來學到的還要多。」

    這一堂課,叫做〈行銷、組織,與國際企業〉,在烏普撒拉大學,是安排給企業管理學系大三學生最後一學期上的課程,上完這個課程之後,他們將要寫大學畢業論文。  

    張慧妮告訴我她修這門課的經驗:

    這門課程有六個星期,分成三部分,各是「行銷」、「組織」、「國際企業」,每部分各由兩個老師負責兩星期 -- 一門總共六星期的課,共六位老師負責!

    這一門課就有15學分 -- 在瑞典,一門課的學分數是看它的學習質量,而不是看上課時數。因為這門課是非常受重視的課,也是很重的課,所以它的修課方式是「全時間學習」-- 學生在同時不修其他的課程,全心學習這門課程,心力不被分散和打斷。

    修課40人,分成A、B兩班,每班再分成6組,每組3-4人。

    每周有兩到三編學術性的論文,深入介紹該周主題,張慧妮在課前要閱讀。在上課前,針對每篇文章,提出一個問題。

    星期一,老師上午先就該周主題進行一個介紹演講,之後給學生一個小型作業,張慧妮在當天四點前要將作業完成,進行簡報,並且得到老師、同學的評語及回饋。

    星期三是討論課,每班六個組,輪流擔任討論的主導者。在學生們偶爾失焦,或是抓不到討論重點的時候,老師會介入稍微引導,讓討論維持深入而有效。

    星期四是兩小時的演講課,老師會綜整同學們的問題、作業、同學們討論的內容,加上老師自己對該主題的知識,為該主題描繪完整的圖像。張慧妮強調,老師的演講課,從來不照本宣科,總是有仔細選擇和規劃過的案例、故事,讓同學能深入了解一個概念的來龍去脈,以及實際意義。

    最精采的可能是考試。每兩個星期的單元結整時,都會有個考試 -- 而他們有個特別的詞:網路研討會(web-seminar)。網路研討會是一整天的測驗,一切在網路上進行 -- 也就是學生各自的家中進行,當然可以自由地查資料。考題並不是試卷,比較類似作文主題 -- 而且老師會出A, B, C三個考題。

    上午九點時,張慧妮會收到一個題目(例如說是A題),她要寫一篇八百字以下的短文,回答那個問題,文中要引用讀過的論文;在此同時,全班同學有三分之一學生收到A考題,另外三分之一收到B考題,三分之一收到C考量。慧妮作答時間,是從上午九點到下午三點。作答時間到了之後,慧妮就把題目連同短文寄給老師。

    下午三點的時候,張慧妮會從電子郵件上收到兩分其他同學寫的答案 -- 一分是B考題,一分是C考題。從下午三點到晚上九點,慧妮要為這兩篇答案,各寫200字的評論短文 -- 而且也要引論文作為依據。練習對別人的看法有看法,這叫做「批判性思考」。

    這門課的作業,還會兼顧實際體驗。例如,在教行銷的部分,老師給的作業是要求每一組設計一個商品(概念階段,不需要製造出來)。在一個下午的準備之後,十二組各拉一張桌子當成攤位,互相說服彼此「購買」他們設計的商品概念。老師給同學每人五張星星的貼紙,若你想買這個商品,就將這個星星給那組的同學。最後,同學們會看到,某些組的星星較多,有些較少,老師就帶同學討論,從行銷學,加上彼此的判斷,思考為何有些商品比較受歡迎,有些較不受歡迎。

    張慧妮注意到,這門課程之中,有許多特別之處,在台灣比較少看到:
  1. 從讀物、作業、演講、討論,到考試之間,環環相扣,互相加強,同學們在兩個星期之中,就可以將該課程重要概念透徹了解,並靈活運用。
  2. 老師在這門課之中,花很多心力引發學生的興趣,並讓學生了解這門課的學習目標、重要性。
  3. 同學不是單純的知識接受者,同學在討論課中發言,彼此回應和評論,都幫助這門課的學習更為深入。同學們多有工作經驗,也提供課程許多面向的觀察。
  4. 老師隨時都在和學生對話,給回饋和評論,讓同學知道自己的還有哪些不足,需要如何加強。
  5. 學生在課程中,學習多元技能,絕不只是記憶和書寫;還包括了引導討論、演講發表、創新設計、批判思考…。
  6. 幾乎所有的報告,只有字數上限,而沒有下限,於是逼學生用精簡的方式表達意思,學生不用湊字數。
    在瑞典的一年裡,張慧妮所修的課,不是每一門都這麼精采,但是平均是比台灣她上過的課、她聽過同學們修過的課,都來得好。她親眼看到,同學們在上課中表現出來的思考能力,讓她充分地了解,這個人口才九百五十萬的國家,半年被冰雪覆蓋的國家,如何成為世界前十名的富裕國度。

    台灣呢?我們的大學給學生什麼樣的課程教學?

Sunday, December 21, 2014

被產學合作鏟掉削掉的發展前路

   「產學合作」這件事很可能已經被玩壞了,本來以為是出路,但這條路上似乎陷阱遍布。

   在生技領域「產學合作」某個極為成功的研究所,博士班學生卻因畢業即失業而焦慮萬分。在精密機械領域也很奇怪,明明多年來有許多產學合作的預算、計畫,現在仍然呈現死氣沉沉,好像不來一針「愛擱發」就會倒光光?

   近幾年來,有識者發現學界只重視期刊發表,研究與教學無益產業;業界只重視削價競爭,不重視應用新知識與技術提升價值,並高聲呼籲改革。教育部和經濟部也「從善如流」,推出了許多產學合作計畫,也爭相用採「產學合作」計畫數量、預算數量作為評鑑指標,似乎欣欣向榮,蔚為風氣。但實況並沒有這麼樂觀。

產學合作在台灣,出路已變成陷阱?


   某大學的生技研究所以產學合作量極大而備受矚目。但這個實驗室的研究生並沒有因此充滿樂觀,反而愈接近畢業愈憂愁惶恐,為什麼呢?

   原因在於,這個大學生技研究的產學合作做得太好,附近許多生技公司都與學校合作進行技術研發。企業出錢,支援部分器材成本、人事費用,大學的教授和研究生就幫企業做研究。由於大學教授已拿大學薪水,而研究生薪資低廉至極,所以許多企業長期產與產學合作,就樂得不必擴充本身的研究部門編制。

   所以就發生了一個諷刺的現象:某些學校產學合作愈成功,教授得到愈多資源和績效,招收到愈多研究生,但這些研究生一旦畢業,就愈可能失業;畢業生離開實驗室之後,正式的研發職缺非常難找。

產學合作打假球葬送掉的台灣前途


   「真槍實彈」的產學合作可能反而導致許多失業的研究生畢業即失業,在另一方面,「打假球」的產學合作現象,可能也腐蝕了產學合作的良法美意。

   日前訪問到一位業界人士(為了保障他的人身安全無法透露姓名),他指出台灣有許多學者、廠商、研究機構互相合作,將教育部和經濟部推動的產學合作視為蹺腳發大財的機會。

   這些學者和廠商結盟申請大量補助款項,雙方並沒有真的做什麼研究,只是研究期程到了,業界提供一堆單據把預算報銷,學者指派碩士生將過去既有的研究成悲包裝粉飾一番就可以上交報告,得到的經費各方分食。

   品質鬆散和粗劣的研究報告,其實經濟部和教育部都很難審查。到底哪些研究是什麼時候做的,經費是否真的用來研究,成果是否對產業有益,官員的肉眼不可能看出來。就算找學者來當評審,若是隔行就會隔山,同行之間就常常出現互相掩護 -- 今天你幫我過關,明天我也閉一隻眼,大家悶聲發大財。這樣的模式在過去審查論文的時候就不曾少過,「整廠輸出」到產學合作的領域,只是使個眼色的工夫而已。

   過去幾年,我們終於問對了一件事:學界將力氣投入學術論文,業界不思技術和策略創新,兩者的隔閡是台灣經濟引擎失速原因,怎麼辦?

   但我們的答案可能是錯的:編列預算、訂定指標 -- 政府各部會用在產學合作投入大量資源,並且列為教授與學校的評鑑要項,至今沒有看到明顯的效益。當產學雙方合作研究,業界卻可以因此不設研究職缺;當產學雙方合作造假,更可以瓜分利益吃乾抹淨,這些現象都無益於台灣長期發展,反而鏟掉、削掉了我們的希望與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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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你得高分,但一輩子遠離科學 -- 誰是好老師?

   我一直認為高中階段遇到了十分好的物理老師和化學老師,直到高中畢業十三年後。

   高中的物理老師年紀甚輕,是個就讀頂尖國立大學物理所碩士,即使在建中也算是學歷偏高的老師。他極擅長教分析解題,在他的指導之下,我可以將極複雜的力學問題 -- 例如:一個光滑平面上一個三角形平滑斜坡上有一個立方體向下滑動時兩者的相對加速度 -- 有條不紊地化為方程式求解,還要養成習慣在答案下畫兩條線。

   高中的化學老師非常資深,他不用課本上課,他自編講義,每章一冊,我至今留著。講義不但精簡輕薄,而且將所有資料綜整得極有條理。大致上,把他的講義全都記憶及通達,在升學考試上就會無往不利。

   我就是活見證,當年聯考物理與化學分數都落在八十五到九十的區間,而這兩科我從未補習,連參考書都沒買。但是我在高中畢業那一刻,拒絕填寫所有理學院、工程學院的科系。原因是在那個時點,我對物理化學的理解就是:公式、考試、解題;而我已經萬分疲憊與厭倦。

原來這才是科學真貌?


   在升大學時,我填了二類組少數可以選的商管科系,之後流浪到政策、社會科學領域。總是覺得自然科學這回事好枯燥無聊,即使是在大學時還有修過幾門自然相關課程,想法也沒有改變:實驗只是重複指令,學習是為了考試,考試是為了學分,學分是為了學位,學位只是為了求職糊口…。

   一直到一年前,我從高中畢業大約十三年,因緣際會地看了一套節目:科學的故事 (BBC 紀錄片) ,每看一集都感嘆,並且扭轉我對科學的態度觀感。

   這部紀錄片分六集,用六個問題開啟人類追尋六個自然科學領域的歷史進程,描述了科學家們如何前仆後繼地開拓科學知識,如何和迷信無知對抗,也深度刻畫出科學發展如何造成人類今日的文明生活。看完六集,給我深深的感觸是:要是我在高中時看了這六集紀錄片,我對自然科學的了解會完全獘同,也會用不同的思維選擇科系。

「好老師」的真實面貌?


   過去多年,我只要談起高中的物理化學老師,一向認為他們是值得我感謝的好老師。他們認真、負責、講義編得清晰,解題理路暢達,也成功幫助我考了高分;但是讓我後半輩子與科學陌生遠離。

   現在的教育體制之中,物理、化學、歷史…,各成科目,老師是助你學好科目及成功升學的貴人。於是,物理課教公式,不教發現過程;化學課教定律,不教為何學習。科學課程講答案不講故事,講正確不講價值,講解題不講影響,講分析技巧不講使命與熱忱。這樣的老師能教出優秀的考生,能教出卓越的科學家嗎?

   在教育體制中的許多老師,他們認真辛勤、善待學生,十分可敬。但他們在這個體制下工作,配合這個體制的價值觀、教學重點、課程模式,他們的教學成效放在人類教育的量尺上,會得到什麼樣的成績呢?

   也許我無論如何,還是要感謝這兩位老師認真努力、善待學生。事實上,這兩位教師比起好一些同行,還是可敬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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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December 12, 2014

在展覽中該搭訕誰?不是模特,是工程師

   在商展之中搭訕,是學生了解業界需求,為自己的學習與研究定方位的好方法,你信嗎?

   台灣有大量研究生,一方面擔憂不讀研究所不易找到工作,二方面又憂心博碩士班階段在學術研究上投入大量時間,卻對業界沒有了解,後來只能嘆息所學無用,工作的時候一切從頭來過。其實,不一定需要陷入這個糾結。

   日前有機會和一位學者黃博士私下深談,他除了在學術界卓然有成,也是企業界備受尊重的技術顧問。原來,他的招式原來並不炫目,一切從「看展覽」開始。

商展期間,獵捕野生技術專家

   自從發現要充實自己與業界接軌,黃博士就開始去看商展。他在看展前會先研究自己鑽研的領域,國內外廠商各推出了什麼樣的產品,並且研究國內產品比起國外有哪些規格差距。到了展場,黃博士就開始和各企業攤位中的工程師、技術專家「搭訕」。

   黃博士知道,這些專家平在深居在企業之中,沒機緣根本很難接觸到他們。只有在商展的時候能接觸到,而且他們在展場的時候常常窮極無聊,無論是什麼樣的人或是問題,都很願意聊天打發時間。

   在展覽期間,黃博士會到盡可能和最多業界專家搭訕,並且吸收前一個人提供的一些資訊,和下一個人聊得更深,不斷在展場蒐集「關鍵字」。

關鍵字 → 專利 → 論文:交叉搜尋的真工夫

   展覽結束後,黃博士投入大量的時間繼續做功課。他將蒐集到的關鍵字在搜尋引擎中查找,找相關的專利文件;他再從專利中讀取技術相關方法與規格,再把方法與規格輸入論文資料庫之中尋找「關鍵論文」。因為現在能商品化的技術通常是十幾二十年前的學術研究成果,所以不會難找。黃博士會花整整一年,在專利、論文之間交叉搜尋,將他在商展中打聽到的技術瓶頸拼湊出全貌。

   黃博士在研究所期間連續三年去商展,這三年每次去,都能問出更深的問題,而且從回答者的字裡行間,也愈來愈聽得出過去無法理解的細節、愈來愈能看到過去無法想像的大局面貌。這三年之中,黃博士不只探索台灣技術瓶頸的實況,也用學術資源進行實驗、實作,將理論化爲實際可操作的技術。

   黃博士告訴我,三年後,他從研究領域相關的業界挑選了四間最優良公司,和他們高層約時間談話。那些公司高層本來興趣缺缺,當黃博士一提起要聊聊他們的技術瓶頸,他們立刻來勁,全神貫注討論起來。在一輪拜訪之後,這四間公司有三間邀請黃博士擔任顧問,一間請他擔任研發部長。

    當許多人擔心「學不符用」、「學用落差」、「拿到博士被職場排斥」之際,黃博士的例子說明了,其實只要掌握門道,學術界雖有包袱,卻也不必然限制對業界的接觸了解。反而,將學術界的資源妥善運用,很可能產生業界需要的知識與眼界。

展場學習法,運用別侷限

   雖然黃博士是在學校擔任教職期間發展出「展場學習法」,但這個方法在碩士班階段就可以用。在碩士班訓練之中,獨立運用網路搜尋、學術資源、獨立思考技術問題都是基礎的能力。

   「展場學習法」也不只工程領域的學生該使用。非工程領域的學生,日後進入企業界也可能擔任行銷、策略、業務開發的角色,更該學著參觀科技商展。在科技商展之中,非工程類學生應該觀察新技術當前的應用模式,並且思考:有沒有別的應用模式?有沒有技術之間組合的可能?能不能把既有技術帶到另一個產業之中發揮價值?

   其實,那些成功的創業者,不見得是技術發明家,往往只是新應用方法、新商業模式的開發者,例如阿里巴巴的馬雲,就是最佳例子。

   雖然台灣現在產學合作的風氣惡化,許多徒務表面的虛功,但是黃博士要我和讀者們強調,在學校內想要精深地了解業界實況,並沒有想像的那麼困難,只要善用身邊的資源就做得到。


(本文已在醒報專欄刊載,並授權其他學與業小棧合作之網路媒體引用轉錄)